尽管我写此书已有五六年了，但进展仍旧不大。写这一类的书籍需要思索、闲暇和安静。而且，我是悄悄地写这本书的，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的计划，连狄德罗我都没告诉。我担心在我写书的这个时代和国家看来，我的计划过于大胆，也生怕我的朋友们的惊惧会妨碍我的写作计划。我也还不知道它是否能及时完成，是否能在我生前出版。我希望能够不受压制地写出该题目所需之一切。当然，我生性不喜讽刺别人，也从来不想揪住不放，在公正方面，我始终是无可指责的。无疑，我是想充分利用思考的权利，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，但我一向尊重我必须生活在其管辖之下的政府，从不违反其法律，而且很注意自己，不去践踏国际公法，也不愿意因为畏惧而放弃其好处。
我甚至承认，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法国，我觉得自己的地位对于大胆说出真理是十分有利的。我很清楚，我只要像我想的那样不出未经法国许可的任何东西，那么不管我的准则是什么，不管我在别处出什么东西，法国都管不着我。甚至在日内瓦，我可能都没这么自由。在日内瓦，不管我的书是在什么地方印制的，行政官都有权对其内容妄加指责。这种考虑大大地促使我接受了埃皮奈夫人的盛情，而放弃了去日内瓦定居的计划。正如我在《爱弥儿》中所说的，我感觉到，你若是想写一些真正有益于祖国的书，就绝对不可在自己的祖国写，除非你是一个搞阴谋诡计的人。